不学日本我们学谁

不学日本 我们学谁？

索尼电子业务全线崩溃，于3月25日正式申请破产。让人震惊，却又在意料之中。索尼终于将疯传多年的破产传闻变为事实，东芝、三洋、日立……这些曾经被视为奇迹的“日本制造”大佬如今却皆已进入残烛之年。

“雁行模式”走到终点

曾几何时，日本制造成为中国制造的目标，中国一直在追赶却从未能超越。就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日本马桶所带来的日本制造业的话题依然成为大众热点。

“二战”之后，急于从战争阴影中走出的日本，选择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突破口。果不其然，日本短期内经济迅速起飞，成为亚洲经济的龙头。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产业结构正由重化工业转向高加工度组装工业方向发展，机械行业比重快速上升。彼时，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抓住日本产业转移的机遇，效仿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改革，此后的20年间，因其快速腾飞的经济，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接棒“亚洲四小龙”，开启全球“中国大陆制造”时代。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东亚经济中形成了清晰的产业分工，即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模式”。 在雁行模式中，日本作为领头者，提供技术和资金，将已经进入成熟期的行业转移到更有成本优势的“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追随日本的升级路径，进行产业升级之后，又将这些行业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由此形成雁形梯队。

作为亚洲领头者的日本，其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实现了三次明显的转换，从劳动密集到重化工业，到高加工度组装工业，再到技术密集与服务业。其核心内涵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产业向附加值高和技术含量高的部门集中。

不过，近十年来让日本人引以为傲的“日本制造”的产业前景黯淡无光。索尼的倒下更是给了那些至今还在追随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产业发展路径的人当头一棒。

领头雁已经倒下，雁行模式已经进入冬天。

中国：是否还要学日本？

受制于中国人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在逐渐退出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到成本更加低廉的越南、印度、柬埔寨等国投资生产。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将重演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产业升级模式。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韩国在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之后，同样选择产业升级，台湾集中发展机械、电子、资讯等技术密集型工业；韩国则着力于造船、汽车、电子、石油化工、钢铁等行业。在低端产业向外转移的同时，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也能把本地高端产业的外延扩展出去，形成梯队转移、平稳过渡。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当前正处于重化工业向高加工度组装工业升级阶段，相当于上世纪60 年代中期日本的产业发展水平。不过，中国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城镇化水平、劳动力成本、人口规模、年龄结构以及人均消费潜力，与日本相比，都存在巨大差别。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3.64万亿元，同期M2余额为122.84万亿元。M2与GDP产出之比而2:1，远低于发达国家1:1的水平。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张磊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这一比例说明，既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大宗商品饱和，扩张原有的生产规模已经产生不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在张磊看来，日本目前的困境，不是败给美国与德国，而是败给中国等新兴国家，因为日本已经无法消化高成本。中国目前的人力、资源与环境成本一直在上升，即使学习日本再成功，无法与后起的国家竞争，比如，越南的人工成本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

“我们可以沿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转型路径：通过内需的拉动，然后慢慢进行产业升级，经济运行也许更加平稳。未来5年我国经济总量翻一番不成问题，但是在未来，我们同样需要面临日本现在已经遇到的问题。”张磊说。

不过，这样的劣势未必不是好事，日本承接产业转移，再集成创新，的确创造了“日本制造”的神话，中国虽然有“中国制造”，但只是低价的代名词，与精密制造、高技术含量相去甚远。但正是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准没有达到日本的巅峰，不像日本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没有形成如此大规模的利益壁垒，反而更容易实现转型。

换挡，弯道超车

张磊建议，最现实的路径是向德国与美国学习，弯道超车。30多年前我国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像苏联那么成功，于是转向市场经济实现了弯道超车；时下，也完全有可能再一次实现弯道超车。这是一个机遇。

张磊表示，市场经济进入后尾阶段，应该是更加细分的小众市场，目标是利基市场。现在已经是互联网+经济时代，线上整合线下，去中间化，改变供应链和消费者体验，到最后步入知识经济阶段。“提出工业4.0。，其实就是一个经济增长方式思路的转变，但要实现这种转变其实很难。比如传统卖场苏宁，原本是一家线下的家电销售中介，线上只是一个公司的部门，现在演变成，线上部门要整合线下门店，这就牵涉到公司内部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资本进入得越多，利益格局的调整就越难。”

下一步中国改革的难题在于国企改革，而非地方债务。国企多年积累庞大的社会资本，里面牵涉的利益过多，很难实现真正转型。张磊认为，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将这种转变的主体寄望于新兴的企业和创业者。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人力成本高，无法与新兴国家竞争，造成美国与德国的制造业岗位长达几十年“外流”到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美国的制造业企业流失严重，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深远，而最新消息是，美国2015年制造业外流已经停止。美国新兴的智能制造，数字化生产，属于知识外溢型生产，人力成本在生产中创造的价值比已经微乎其微，有可能才5%，已经不需要低成本人工。美国借助数字化制造，重新夺回制造业优势。

“关键在于市场要完善，著名美国的里根革命就是市场化革命，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知识经济是一种合作的经济，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平等合作，体系的完善变得很重要。”张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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